西洋帝师的东方回忆

文:陆杨   2018-06-11 16:34:33

1919年初春,一个外国人风尘仆仆地从山东威海赶往北京。旅途的艰辛丝毫没有让他觉得疲惫。因为很快他就能走进那座神秘的东方皇宫,见到传说中的中国小皇帝。而想到自己可以亲自教导小皇帝,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“帝师”头衔的外国人,他的心情越发激动。这个外国人就是庄士敦。在近代来华的诸多外国人当中,庄士敦算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位。但国人对他的认知,大都停留在他给清逊帝溥仪当老师时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。

庄士敦

(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,1874年-1938年),英国苏格兰人,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的外籍老师。庄士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,1898年赴中国,先后在香港、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任职。1930年返回英国,在伦敦大学任教,著有《儒家与近代中国》、《佛教中国》、《紫禁城的黄昏》等书。

油漆作胡同 皇家分配的“宿舍”

在西城区地安门内大街的西侧,有一条呈胳膊肘型走向的胡同,名叫油漆作胡同。在老北京城所有的胡同里,这条胡同的历史不是最悠久,也不是最辉煌,但三百年前,这里曾有着最精巧的油漆工匠、最精湛的油漆工艺。这里制作的油漆特供紫禁城宫殿的修缮和使用,在中国涂料发展史上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在一个世纪前,这条胡同里还曾发生过一个传奇的师生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老师庄士敦。油漆作胡同1号,便是庄士敦当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

1919年2月22日,由中华民国内务部特派员许宝衡和清室内务府特派员李钟凯出面,与庄士敦签订聘用合同。合同的大意如下:特聘请庄士敦为溥仪之帝师,教授英文、数学、西方历史、博物、地理等知识,每日授课2到3小时,月薪中国银币600圆,津贴100圆,免费提供中式房屋一所。聘期三年,届满付与回国旅费。如双方同意,也可续约。当年北大教授陈独秀、胡适等人的月薪也就200圆到300圆之间。

1919年2月末,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后赶赴京城,开启了自己的帝师生涯。这一年溥仪14岁,庄士敦45岁。庄士敦成为溥仪第八位授课师傅,也是唯一一位经合同制形式聘任的师傅。这在中国二千多年历代帝王的教育史上是个先例,也是最后一例。

油漆作胡同1号院便是当年内务府为庄士敦选定的住处。当时的宅院为三进的大四合院,北部是花园,南部是住宅区。院中有水池花圃,正房和厢房约三十余间。庄士敦非常喜欢这套大四合院,亲自动手布置,室内的家具均为中式桌椅案榻,条幅字画,充满中式特色。当年大门洞里有四个红底黑漆字的“门封”,昭示着庄士敦受到的不凡待遇。庄士敦和管家、厨师三人住在这里,人虽少,书却有数千卷。庄士敦回家后,多数时间就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读书。

其人 地道中国通

1898年,庄士敦以东方见习生的名义被派到香港,担任立法局的文书,此后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四年。庄士敦曾是威海卫(今山东威海)作为英国租借地的末代总督,在威海卫先后任职长达十六年。庄士敦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潮州话和北京官话,是一位中国通。他广猎经史子集、诗词歌赋,是一位汉学功底深厚的学者,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学十分推崇。来华后他不仅为自己起了汉名庄士敦,还按照中国传统为自己起字“志道”,该字取自《论语》“士先志,志于道”。

从爱新觉罗·溥佳的《清宫回忆》中描述的庄士敦,可窥见其一二。书中写到:(庄士敦)曾经对我说过,他在青年时期就研究过中国的古典文学,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,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,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,也不到教堂作礼拜了。他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,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,后来把他们的来往信札辑录成书。

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。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,总愿意人家称他“庄大人”。他每次和陈宝琛、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,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,拱手为礼。

庄士敦在中国的三十多年间,游历了大半个中国,对中国的文化和国情都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。在威海工作期间,庄士敦认识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。

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时,皇帝的名号早已名存实亡。但溥仪作为末代皇帝,仍然享有优待和特权,比如保留帝号,继续住在紫禁城等。1917年,张勋复辟失败,让小朝廷产生了危机感——总统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,一旦失去了特权,溥仪以后的退路怎么办?此时李经迈提出建议,认为应该让溥仪学习英文和自然科学知识,如果政治环境恶化,出国留学不失为一条出路。在溥仪的生父载沣,以及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,李经迈由于对庄士敦的人品和学识很赏识,便推荐庄士敦作为洋帝师的人选。

师生情亦师?亦友?亦父?

早在1912年,六岁的溥仪入学从师,学堂设在毓庆宫。帝师之中,陈宝琛对溥仪的影响最大,溥仪每逢大事都要征询陈宝琛的意见,按陈宝琛的劝导办理。自洋帝师庄士敦来了之后,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。溥仪曾说:“陈宝琛是我唯一的灵魂。不过,自从来了庄士敦,我又多了一个灵魂。”“庄士敦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。”

庄士敦每天从油漆作胡同的家坐汽车到神武门,换乘肩舆到景运门下轿,然后步行到毓庆宫等待上课。六点钟左右觐见仪式结束,开始上课。轮到庄士敦上课,大约要到中午一点半,讲两个小时的课,一天的学习才算结束。

溥仪对英文学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,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作亨利。庄士敦不仅教授英文,而且为溥仪介绍许多天文地理方面的新鲜事,以及西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等知识,甚至上至王公大臣,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。这些都是溥仪从来未曾听说过的。庄士敦用西方文化感染、熏陶着中国这位退位的少年君主,使身居封闭式禁城的少年接触并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。

在溥仪的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对庄士敦有过很多描述和记忆,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厚。溥仪的不少举动都是受其极大影响。

在授课中,庄士敦敏锐地觉察出,溥仪的眼睛可能近视,需要医治。瑾妃坚决反对,认为皇上的眼睛不可以随便乱动。庄士敦以辞职相威胁,1921年,协和医院的著名眼科大夫检查了溥仪的眼睛,并为他配了一副眼镜,溥仪终于看见了一个清晰的世界。由于庄士敦的鼓励,溥仪还剪了辫子,之后不到一个月,宫内除三位帝师,其余的人几乎全部剪了辫子。溥仪买了属于自己的汽车,在宫内安装了电话。在庄士敦的介绍下,溥仪会见了一些外国使节,会见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,还和胡适通电话并见面。溥仪还改革了宫内的财务制度,把一千多人的宦官队伍裁汰到一百余人。

庄士敦成为帝师,英国政府非常高兴,授予他“高级英帝国勋爵士”勋章。但是清廷的皇贵妃和内务部的大臣们却十分享受帝师的待遇。这种论调遭到了载涛和载沣的批驳。授课不久,溥仪就传旨给予庄士敦“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”的特权,赏给“毓庆宫行走”的头衔和二品顶带,和其他帝师一样。溥仪大婚时又加赏一品顶带,那时溥仪和庄士敦的关系已经到了可以不拘俗礼的程度了。

庄士敦的出现让溥仪得到了真心的疼爱,他给予溥仪很多指导和关怀。对于溥仪,庄士敦如师,如父,如友,两人的关系日益亲密。

离开 东方的回忆

如今的油漆作胡同1号院,像许多四合院的遭遇一样,都已成了大杂院。胡同仍在,宅院却破旧不堪。但老宅大门依然巍峨,向人们诉说着当日的辉煌。

其实,除了油漆作胡同这座故宅,庄士敦在北京还有三处住宅:紫禁城里的御花园、颐和园里的谐趣园和卧佛寺的樱桃沟。1920年7月14日,庄士敦给好友写信称,“在北京很快将会拥有自己的家:我现在是土地所有者了!我实现了在北京附近买一块地的计划。这块地最吸引人的地方,是有一条永远不会干涸的小溪从中流过……”

庄士敦的这个家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樱桃沟村南的山坡上。在写信后不久,这里便成为他的天堂。清晨,他听着鸟声醒来;入夜,他伴着月色而眠。溥仪为这里亲题“乐静山庄”四字匾额,庄士敦的朋友和访客称其为“樱桃幽谷”。

1930年,由于局势发展,庄士敦告别北京西郊的“乐静山斋”,回到英国。但是他知道,自己很难再回来了。

1934年,庄士敦的回忆录《紫禁城的黄昏》,由伦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之后,轰动欧洲。庄士敦在回忆录中不仅披露了罕为人知的宫中生活,也客观地记述了晚清落幕之际复杂的历史景象。据说,庄士敦用这本回忆录的稿费,在苏格兰购买了一座风光秀丽的小岛,并独自前往小岛居住。

1938年,64岁的庄士敦患膀胱癌病逝。在他生命最后几年,苏格兰小岛寓所的楼顶上,始终飘扬着大清帝国的国旗——三角龙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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